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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 陈洁淼:传统手工艺与知识产权的冲突和协调——以苏州镇湖刺绣为调研对象

民间文艺权益2019-01-15 17:59:09

传统手工艺与知识产权的冲突和协调

——以苏州镇湖刺绣为调研对象

陈洁淼

摘要

在国家大力提倡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手工艺与知识产权的冲突日渐凸显。苏州镇湖刺绣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一种也毫不例外地遭遇了知识产权困境。其他传统手工艺应从镇湖刺绣在解决其与知识产权的冲突中采取的版权、商标、专利多维保护,平台、协会、政府等多方主体合作的模式中吸取经验,不仅要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艺,还要集合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力量,大胆创新发展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镇湖刺绣;版权许可交易平台


传统手工艺是民间百姓创造的,体现该民族或该地域的文化特色,并代代传承的文化艺术表达。传统手工艺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载体,无疑应该受到保护。然而,在工业化、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过半的传统手工艺濒临灭绝,绝大部分面临着知识产权的挑战。

传统手工艺由于自身具有群体性、地域性的特点,导致其在权利主体等的认定上具有模糊性,加之尚不完善的相关立法和传统手工艺者薄弱的知识产权意识,造成传统手工艺被他人随意复制、使用的情形。在我国大力倡导保护知识产权的背景下,传统手工艺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日渐凸显。

苏绣是苏州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以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刺绣即镇湖刺绣最为有名。镇湖是苏绣的发源地,代表“苏绣”的镇湖刺绣与其他刺绣相比具有“精、细、雅、洁”的特点,以精美的绣工、多变的针法和丰富的形 象著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绣本质上属于传统手工艺。苏绣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一种,毫不例外地卷入了传统手工艺与知识产权冲突的大潮中。由于苏绣的绝大部分产自于镇湖,镇湖刺绣可以说是苏绣的缩影,因此,本文以苏州镇湖刺绣为例,选取版权交易平台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更好地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艺,实现二者的协调。


一、苏州镇湖刺绣与知识产权的冲突

苏绣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苏州的一大特色经济产业。苏州市高新区镇湖是苏绣的核心之地。8000多绣娘,400多家绣庄,每年数亿元的经济产值,使得镇湖成为苏州的文化产业基地。然而,自2008年卢福英案后,镇湖刺绣开始凸显发展中的知识产权困境。


1. 版权方面——绣娘遭遇尴尬

据调查,镇湖刺绣8000多绣娘中80%的都是以他人作品为刺绣对象,原创较少。事实上,一直以来,由于绣娘大部分为高中以下学历,受文化艺术水平等的限制,刺绣中较少有原创,而基本都以他人的绘画、摄影等作品为刺绣底稿。在过去,大家版权意识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绣娘未获得许可而使用他人作品为刺绣底稿并未引起关注。然而,随着知识产权的兴起,民众维权意识的上升,绣娘成为了众矢之的。

绣娘的刺绣分为原创的和非原创的,其中非原创的即以他人的作品为底稿的其中又包括有版权的和已经过版权保护期的。绣娘遭遇的版权尴尬主要就体现在以他人尚未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为底稿刺绣,而又未获得版权人的许可。事实上,绣娘在使用他人作品刺绣过程中,也加进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制,而可以看作一种“二度创作”。但是由于这种使用不能归入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所以必须征得版权人的许可。即使绣娘对原作品进行了“演绎”,未获得许可就使用的情形仍然是侵犯原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在卢福英案后,8000多绣娘人人自危,绣娘们逐渐有了版权意识,然而同时如何获得许可成为困扰他们的一大难题。如此多的绣娘,如何知道哪些需要获得许可,如何联系作者,如何获得许可等等都是非常不易的。绣娘们遭遇了版权尴尬,镇湖的刺绣产业可以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版权困境。


2. 商标方面——他人搭便车现象泛滥

作为四大名绣之一,苏绣不仅是苏州历史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其经济支柱之一。镇湖刺绣作为苏绣的核心,重要性自不言而喻。镇湖刺绣四个字因而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然而,镇湖刺绣在知名度日渐上升的同时,也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镇湖工商局分局的负责人表示,不少镇湖以外地方的刺绣,尤其是外省的,假冒镇湖刺绣的现象泛滥。在这些搭便车中,无论是与镇湖刺绣毫无关系的刺绣,还是那些在镇湖学了点皮毛就打着镇湖刺绣旗号的,大多都是粗“绣”滥造的。对镇湖代代传承的绣娘的刺绣而言,被假冒、仿冒,搭便车,不仅造成刺绣销量的直接损失,还对镇湖刺绣这一名牌造成损害。

其次,虽然镇湖刺绣已经注册了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但是以上搭便车现象并未得到扭转,而事实上镇湖刺绣这一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也较少用在产品上,而更多地用于宣传中。再有,镇湖100多位大师,400多绣庄,然而实际拥有商标的户数却并不多。没有注册商标,对于以上搭便车的现象不得不说反击力度自然是受限的。就现在而言,镇湖刺绣并未充分开发商标对刺绣行业发展的作用,而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的利用更是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3. 专利方面——针法创新难,方法专利门槛高

在专利方面,镇湖刺绣主要涉及外观设计专利和方法专利。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申请门槛相对降低,获得外观设计专利也较容易。而对于方法专利,目前基本都为针对绣娘的针法的专利,由于绣娘们的针法基本为代代相传,不断总结的,所以相互之间很多针法都差不多,很难通过方法专利新颖性、创造性的要求。可以说,想要完全原创出一种新的针法难度是非常大的。事实上,有关针法的方法专利从2009年开始已申报6个,目前授权的仅一个,即名叫滴滴针的方法专利。

除了针法创新难,方法专利门槛高外,镇湖刺绣在专利的使用和维权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绣娘们对于专利本身并无太多认识,不仅在专利申请中无法将自己的针法表述为专利法要求的语言,而且在获得专利后维权上也存在很多问题。结果,专利的作用更多地成了为绣娘打响名声的工具,而非维权,失去了专利最本质的作用—排除他人使用。


二、苏州镇湖刺绣与知识产权的协调

苏州作为23个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之一,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上对其他城市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在生产生活方式大大转变的今天,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难题。而镇湖刺绣在遭遇版权尴尬、搭便车泛滥等等后,在政府的指导下,也开始探索出一条与知识产权协调发展的道路。从2009年开始,镇湖刺绣主要采取了版权、商标和专利多维发展,平台、协会、政府等多方主体合作的模式。


1. 搭建平台,多方主体共同化解绣娘版权尴尬

针对上文所述的绣娘的版权尴尬问题,镇湖采取了搭建平台和管理中心,形成协会、平台、管理中心多方合作的化  解措施。苏州市刺绣作品版权许可交易平台2010年正式开通。平台采取会员制,除了有实体办公单位外还有相应的网上平台,方便绣娘和著作权人交易。其工作机制为通过会员制,绣娘自主注册会员(基本没有加入限制),其一,通过与美术协会、摄影协会等著作权相关的协会商谈签订协议或者与相关的美术作品等著作权人直接商谈购买供绣娘刺绣的作品(购买的大多为许可,少有买断),并提供网上作品库,将作品分为三类。其二,对绣娘原创的刺绣作品进行申报,颁予版权证书(申报过程中平台起中介作用,具体的审核由相关单位负责)。其三,为绣娘提供相关的其他服务,如纠纷调解,这种纠纷主要为绣娘使用未经许可的著作权人的作品而引起,这其中平台也起中介作用,具体调解仍由相关单位负责。

通过该平台的搭建,绣娘们一方面明确了可以用来作为底稿的作品,并且使用成本较低;另一方面能更好地与美术、摄影作品等版权人谈判,获得使用许可。这就解决了绣娘们盲目使用他人作品刺绣的难题。此外,虽然版权采取自动保护原则,但是对于刺绣这一盗版严重,而举证难的行业,平台采取的对绣娘的作品办理版权证书的做法,对于刺绣交易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镇湖还成立了镇湖街道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要职责为绣娘提供版权咨询,购买版权编号。管理中心为官方机构,推行知识产权代理,法律咨询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这样就形成了协会培训绣娘,提高绣娘的专业素养;平台服务绣娘,提供绣娘刺绣底稿的方式。


2. 政府积极引导,商标和专利逐步从量变到质变

传统手工艺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往往不限于一方面,正如上所述镇湖刺绣与知识产权的冲突不仅体现在版权方面,还包括商标和专利。因而要实现全方位的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艺,也需要更多更充分地利用可利用的知识产权,也就是尽量实现版权、商标、专利三者的多维发展和保护。镇湖刺绣与知识产权的协调也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除了从版权入手化解绣娘版权尴尬外,镇湖政府还着力发展镇湖刺绣的商标和专利,并积极引导绣娘们实现商标和专利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商标对其注册的商品起到区别的作用,积极鼓励绣娘注册属于自己的商标既有利于相互之间  区别各自的刺绣,树立品牌意识,也可以通过拥有商标来反  击假冒、仿冒等行为,在版权保护外多一层商标的保护。另外,刺绣注册商标不仅促进其经济效益的实现,还在保护期限上解决了版权期限有限性的难题。

从镇湖工商局分局负责人处我们了解到,高新区政府出台了系列文件对该区商标注册的数量要求及奖励等作了具体规定。目前镇湖已有注册商标69件,包括6个类别。其中刺绣为24类和26类,共38件。注册和使用商标最多的依次为协会和研究所、旅游发展公司及刺绣大师梁雪芳。此外,镇湖现已申报并通过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其中地理标志是苏州市的第3件,江苏省第2件人文类地理标志。在政府的奖金鼓励政策下,镇湖的商户们还积极申报苏州市知名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其中刺绣大师卢福英和姚建平各申报并通过了江苏省著名商标各一件。

除了政府所做的努力外,诸如刺绣协会、高新区民营个体经济协会等组织都对镇湖刺绣的商标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高新区民营个体经济协会作为区的协会,采取会员制,对会员提供商标、企业注册的法规培训与咨询服务,并可代办商标申请、专利申请等。可见,政府外其他主体的存在,为法律知识薄弱的绣娘们提供了便利,这对于刺绣行业的知识产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刺绣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手工艺,不仅涉及版权、商标,还涉及专利。事实上,刺绣本身作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的已有很多,而且难度相对较低。近年来,针法申请方法专利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虽然政府对申请方法专利予以鼓励,并有相关的奖金政策,但是限于刺绣本身要想原创针法 有很大难度,因此,方法专利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与版权和商标相比,由于专利本身的特点,专利方面更多为政府引导。无论是商标还是专利,镇湖刺绣都可以说处于起步阶段,现在都在努力实现先达到量的积累,然后实现量到质的转变。


三、苏州镇湖刺绣模式对其他传统手工艺的借鉴

镇湖刺绣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一种,与其他传统手工艺有着一定的共同性。首先,传统手工艺大多是代代传承的艺术,这就又决定了传统手工艺的另外两个特点,即地域性和群体性。以镇湖刺绣为例,这门手艺基本为镇湖当地百姓代代传承的,绣娘也都基本为土生土长的镇湖人,这样这门手艺也就一直流传在镇湖当地,由当地绣娘们所持有,这就体现了地域性和群体性的特点。其次,无论是镇湖刺绣还是其他传统手工艺,作为一门传统的手艺,在生产生活方式大大转变的今天,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凸显了与知识产权的冲突,可以说是否能与知识产权协调成为大多数传统手工艺发展的关键。总之,镇湖刺绣与其他传统手工艺都有着地域性、群体性、代代传承等特点,也都面临着知识产权的挑战,因此,镇湖刺绣采取的利用知识产权发展刺绣行业,使刺绣行业与知识产权协调的模式对其他传统手工艺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诚然,镇湖刺绣现在并非已达到了与知识产权的完全协调,还有很多问题是尚未解决的。如平台现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加入人数少,作品库作品数少,与版权人谈判成本高等等;注册商标少,集体商标和地理标志尚未有效利用等等;针法创新难,专利维权难、成本高等等。但是镇湖刺绣与知识产权的协调模式对其他传统手工艺寻求知识产权下的 保护和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首先,从镇湖刺绣与知识产权的冲突和协调中,我们可以看到镇湖从版权、商标、专利入手,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搭建平台化解版权尴尬,鼓励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等等,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版权、商标和专利多维发展,平台、协会、政府等多方主体合作,全方位保护镇湖刺绣。

虽然不同的传统手工艺各自遭遇的知识产权尴尬侧重点不同,但是充分开发知识产权的可用空间,调动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的资源对更好地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艺无疑是有利无害的。一方面多维知识产权保护很好地利用了知识产权制度,另一方面多方主体合作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同时 也挖掘了其他社会主体的效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出路在于建立以政府保护为主导、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保护为补充、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立体化保护体 系。”镇湖刺绣这种传统手工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的多维发展、多方主体合作的模式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镇湖在上述模式下采取的具体做法很多也是值得借鉴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镇湖刺绣版权许可交易平台,该平台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可以说扮演着绣娘与其他版权人如美术作品版权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角色。在传统手工艺中发展知识产权之所以有难度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民众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薄弱,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培训、法律讲座等形式来补充民众的法律知识,但是法律意识问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提高的。法律意识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面对事物是否有法律的思维,采取怎样的方法等。在法律意识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第三方机构来处理传统手工艺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可以说是很好的方法。另外,平台采取的对绣娘原创刺绣作品颁发版权证的行为可以说是在不违反版权自动保护的原则下采取的变通做法。对于刺绣这一仿冒、假冒泛滥而求证难的行业,由公信的第三方颁发版权证书证明其有合法有效的版权,对交易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无论是在采用版权保护的一般思维以外开发商标和专利,多维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并利用多方主体合作的模式,还是搭建版权许可交易平台等的具体做法,都充分展现了苏州镇湖刺绣从与知识产权格格不入,冲突四伏到与知识产权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知识产权的大胆创新。

综上所述,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发展。传统手工艺要实现与知识产权的协调需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多维保护的同时多主体合作,集合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力量,并大胆创新,采取灵活变通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孙昊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杂志.2009 (8)。

[2] 冯晓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保护 [J].知识产权.2010 (3)。

作者简介

陈洁淼(1988-),女,贵州遵义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理论界》2012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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